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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不仅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,自己的生活也十分俭朴。据《曹瞒传》记载:“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,好音乐,偶优在侧,常以日达夕。被服轻绡,身自佩小磐囊,以盛手中细物,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。每与人谈论,戏弄言诵,尽无所隐,及欢悦大笑,至以头没杯案中,肴膳皆治汗巾帻,其轻易如此。”当时,天下闹灾荒,中原常发生人吃人的事情。军中无粮,靠采桑椹、摸河蚌充饥。曹操颁发了《屯田令》,动员士兵种田,解决了粮食问题。由于资财匮乏,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作的衣服。曹操患头风病,官员们劝他做一顶皮帽,以御风寒。但他戴了一顶绢帛做的帽子,不破先例。在他的影响下,官员们都不戴皮帽子了。

当然,曹操毕竟是曹操,不是李操、王操、朱操、毛操和什么乱七八糟不靠谱的操。曹氏力主薄葬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盗。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,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,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,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,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。但自董卓之乱后,却大不一样了,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,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。曹操也不例外。鲁迅在《清明时节》一文中提到的曹操设置“摸金校尉”,专门做盗墓勾当之事,最早见于《讨曹檄文》。200年,袁绍发兵进攻许昌,讨伐曹操,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《檄文》,其中有一段指责这位老奸巨滑的曹阿瞒,除设立“摸金校尉”之类的官职外,还创立了同一类型的“发丘中郎将”官职。

顾名思义,发丘就是盗墓,只是这种行当是以官家的身份出面而已,这种公开的盗掘,当是不折不扣的官盗。为了对这一行业表示重视,曹操于日理万机中,曾亲自指挥发掘古代帝王陵墓,用出土金宝换取世俗的钱财,以养活自己日渐庞大的军队。《檄文》曾言及:“梁孝王,先帝母弟,坟陵尊显,松柏桑梓,犹宜恭肃。操率将吏士,亲临发掘,破棺裸尸,掠取金宝,至今圣朝流涕,士民伤怀。又署发丘中郎将,摸金校尉,所过毁突,无骸不露。”(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)尽管此事是曹操的敌人以叫骂的形式出现,自有夸大的成分,但曹氏所设立的盗墓官职当不是空穴来风。据说曹操见到此《檄文》惊出一身冷汗,头痛病已顿有好转,遂大笑道:“陈琳文事虽佳,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?”曹操虽未把儒生陈琳与匹夫袁绍放在眼里,但对说他设官盗墓之事没有辩解,这在看客眼里,似乎不值一哂,又似乎是默认了。

不过,既然是《讨曹檄文》,就不能像表扬信一样尽拈好听的说,主要的功能还是要历数曹操的罪状。所以后世有研究者认为,这段话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。但是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,曹操确实干过盗墓的勾当。曹操在历史上不失为千代枭雄,但这一行为却为后人所不齿,有人于此评论道:“曹操无道,置发丘中郎、摸金校尉数十员,天下冢墓,无问新旧,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,人皆悲伤。其凶酷残忍如此!”

正是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、什物狼藉的场面,不愿重蹈覆辙,所以曹操一再要求薄葬。

曹操的这一想法甚至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曹丕。222年,曹丕在《终制》中要求他的寿陵“因山为体,无为封树,无立寝殿,造园邑,通神道”,“无施苇炭,无藏金银铜铁,一以瓦器。”“棺但漆际会三过,饭含无以珠玉,无施珠襦玉匣。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曹丕认为,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,亦无不掘之墓也。丧乱以来,汉氏诸陵无不发掘,乃至侥取玉匣金缕,骸骨并尽,是焚如之刑,岂不重痛哉!祸由乎厚葬封树。”

在力主和实践“薄葬”的同时,据说,曹操还采取了非常措施,即设置疑冢。

据好事者考证,中国最早的疑冢出现于殷商时期,当时,一些奴隶主贵族死后制造几座假墓,虚虚实实,使后人难分真伪。春秋时期,随着盗墓风的盛行,疑冢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而到曹操所处的三国,则达到了一个高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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