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飞的日子一天天临近,会议结束第二天,王四川找卫兵要了一张信纸,把一些事情交代了下去,他怕有事牺牲,不能只言片语也留不下。我受到感染,也给家里留了条子,封在信封里,托组织部带出去。

  组织部的几个女兵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光芒,我不敢说那是崇拜,但至少是一种炙热的光。我心中想着前途不定,各种滋味涌上心头,那种感觉无法形容。

  胡思乱想根本没法停止,转眼又过去了一个礼拜,白天训练,晚上开小会,有人一次又一次对我们重复着“无产阶级勇气”,倒也没有太大的恐慌。不久后,这一天终于来了。

  前一夜我出乎意料地休息得很好,早早去了集合地,发现已经来了不少工程兵,负责发射任务的人已经连夜测试了很多次。

  我一个人在集合地等到所有人到位,包括我不太愿意共事的飞行员伊万,然后列队走进了飞机里。

  基地里给我们每人都配了一套飞行服,全是小日本的航空服配置,应该是从仓库里淘出来的。我们几个还好,王四川和伊万都是大个子,穿上那些衣服戴上头盔后显得特别的寒碜。

  我们早早坐上了自己的位置,系上了保险带,听着驾驶舱里传来无线电的声音,外面有无数的声响,叫喝声和机械敲击的声音掺杂着,所有人都僵硬得要命。

  不是紧张,只是无奈和麻木。

  机身的固定卡架使用非常牢固的铁夹钳停在铁轨上,起落架被加上了这种铁夹钳,一共六个,每个有六十公斤重,用巨大的螺栓收紧。现在飞机即将起飞,需要把这些铁夹钳松开,得用很长的时间。

  另一边所有的探照灯都在定位,风向非常重要,因为现在不是常规起飞,如果风压向下,我们会被压得下降过快,可能来不及提速就直接撞上深渊底部了。

  我不知道外面忙碌的所有部分,但显然只要一处出问题,我们就小命难保。

  应该是搬掉铁夹钳使得飞机震动,动荡中王四川递给我们每个人一根烟,有人拿了,有人没拿。王四川又问在机舱里为我们做最后检查的三个战士,是哪里人。

  三个战士一个是甘肃的,一个是山西的,一个是哈尔滨的。

  王四川就稀罕地道:“怎么都是天南地北的兵。”

  其中一个年长的道,他们是贺龙手下的兵,虽然年纪不大,但参加革命都很早,是真正上过战场的那批,十一二岁在部队里当勤务员,没几年就全国解放了。都是苦孩子出身,除了部队没地方待。

  我见一个是我老乡,和他用家乡话说了几句,小兵很高兴,但看得出他的高兴中透着紧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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